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W.Tuchman）在《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十四世纪》（台北：远足文化，年）的开篇这样写道：
“百年的距离使在人类特性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那部分凸显出来。中世纪人所处的精神、道德和物理环境都与我们自己的环境迥然不同，简直成了一种域外文明。因此，我们在这些异样环境中觉得熟悉的行为特质便显示为永恒的人类本质。”
作者将其书命名为“远方之镜”（ADistantMirror）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皮卡第（Picardie）地区的领主昂盖朗·德·库西七世（EnguerranddeCoucyVII，-），以他的一生作为线索，塔奇曼将十四世纪欧洲社会全景式地勾画于读者面前。这个世纪仅仅是英法百年战争与黑死病就足以在欧洲人的记忆中留下恐惧和不安，而库西男爵传奇般的经历，则犹如串联念珠的绳索一般，将十四世纪所发生的诸多灾难——徒劳却无止境的战争、毁灭一切的瘟疫、贵族间毫无廉耻的阴谋，乃至阶级斗争和宗教分裂都能够被整合进一条完整的叙事逻辑之中，塔奇曼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借由她无与伦比的文采编织出这一部引人入胜的鸿篇巨制。
之所以把塔奇曼的《远方之镜》作为开头，是因为笔者在此书的阅读乃至全年的阅读中，极其强烈地感受到了历史车轮与个人命运交织下所产生的张力与火花，是如此的令人心驰神往。具体来说，在阅读《远方之镜》之前，有关“百年战争”的历史，笔者还阅读了德斯蒙德·苏厄德（DesmondSeward）的《百年战争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这本书简洁而流畅，虽然*治-*事依旧是叙事的主线，但是社会经济层面的内容也被一并包含在内，可以说是了解百年战争史的绝佳入门书。而关于黑死病及其瘟疫，除了贾雷德·戴蒙德（JaredM.Diamond）那本相当出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年）外，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的《瘟疫与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年）也是相当值得一读的作品。当拥有了这些背景知识后再回过头阅读库西男爵的一生时，才有可能对英法百年战争，抑或是席卷欧洲乃至整个旧大陆的黑死病这样宏观背景，如何能够左右个人生命的运行轨迹，产生更为深刻的体悟。换句话说，历史研究从人出发，在获得抽象的结论之后，仍需回归于对个人本身的命运考察中，才会获得某种感同身受的领悟。
这类“组合式”的阅读法，为笔者在过去一年的阅读中带来了相当良好的体验，并得以在不同的类别的作品中寻找到别样的历史共鸣。举例来说，知晓了尤金·罗根（EugeneRogan）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所叙述的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前所面临的危局以及土耳其青年*人的抗争，才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斯科特·安德森（ScottAnderson）的名著《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中，借由英国人劳伦斯、德国人普吕弗、美国人耶鲁和犹太人阿伦森的经历，对于英、法帝国主义的傲慢及其无耻谎言的控诉。英、法在黎凡特地区（近东）的帝国主义绝非仅是*治-*事的，萨义德（EdwardW.Said）那本著名的《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和马丁·贝尔纳（MartinBernal）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一卷：构造古希腊（-）》（北京：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年）是理解知识与帝国主义权力建构之间关系的必读书，前者针对的是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主义式偏见，而后者着重于欧洲学术界对埃及和埃及学态度的起伏。阅读这两本书都存在着一定的门槛，若对欧洲历史学的学术史没有相当程度的熟悉，则阅读和理解将存在困难。若要初步了解西方史学史的脉络，王晴佳的《西方历史的观念：从古希腊的现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如果想快速了解《东方学》的精髓，那至少阅读年版《东方学》的后记部分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选择。
与长期以来同欧洲交往密切的近东伊斯兰世界不同，东亚在近代以前对欧洲人而言是个相对陌生的区域，尽管欧洲人如罗杰·克劳利（RogerCrowley）在《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中所述那样，凭借惊人的武力优势和如同西班牙人在美洲那般戏剧性的征服运动，在亚洲站稳了脚跟。但是亚洲和非洲的热带、亚热带的气候对于祖国处于温带的欧洲人而言，是殖民活动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热带病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欧洲的殖民运动息息相关。李尚仁所著《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台北：允晨文化，年）便是英国“热带医学之父”的传记，万巴德（SirPatrickManson）主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象皮病与寄生虫，以及疟疾传播与蚊子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万巴德医学成就只是李尚仁所讨论问题的一个角度，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