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戚继光毫无疑问算得上是第一等*人。
事实上，他不仅仅是第一等*人，而且是一个第一等的思想家。
他对中国文化在两宋之后的病变，有着具体入微的观察，和独到深刻的见解。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默默沉思。
早教课本里的秘密
曾有人困惑地问戚继光，为什么咱们大明国读书人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对此，戚继光说：答案就在书里。去看看书店里卖什么书，再看看书的内容，就知道咱们大明国为什么读书人素质一路下滑了。
以当年最热销的启蒙教材为例，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不要急着去赚钱，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不要急着去搞房地产，因为书中自有*金屋。也不要急着搞女人，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
确实，在大明国，书读好了才能考高分，考高分才能当大官。当大官就可以要啥来啥。就算你不做生意，那些做生意的要给你送千钟粟；就算你不搞房地产，那些忙着搞房地产开发的要给你建*金屋，就算你不去撩妹，那些养妹子的要给你送来最好的货色。
合上书，戚继光悲愤不已。
未成年人“正善恶未定之间”，却从小就“教之以淫、以利、以势”，造成深入骨髓的病痛，把读书彻底功利化。又如何期待这些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忠义之辈？
后来，戚继光走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除了逛书店，搜集气象地理信息外，还有一件必干的事情，那就是去当地的寺庙道观。到了之后，他会非常认真地去看各种题咏、留言、祈愿幡符。经他统计，不同地区的具体表达方式虽有差别，但概率上却有一个惊人的共性，那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内容都是父母为子孙祈福，“子孙为父母祈佑者，百无一二”。
“天下之大，何其慈父母多而孝子孙少也！”
如果再进一步去思考，就会发现，还有更可怕的问题。
如果说是因为父母慈而子孙不孝。那么，试问，那百分之九十为子孙祈福的父母，难道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吗？他们难道没有父母吗？为什么看不到他们对自己父母的关心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官场。
痛恨贪官，又制造贪官
在戚继光爷爷的童年时代，老百姓还能够维持对清官的敬重和对贪官的蔑视。官员自身也大致能够洁身自好。当官员告老还乡回到故里时，都是以资产少为荣。即便是合法收入所得，也不好意思大白天抬着招摇过市，而往往选择夜间回家。
但是，到了戚继光的童年，官员已经开始攀比收入。而比这种攀比更可怕的是，当贪官污吏在大白天抬着大箱小箱回到故乡时，乡邻一边数着箱子的数目，一边交换着羡慕的眼神。私下无不发自内心地感叹：“某某做官回，囊资何其厚也，是何其能也？”如果带回的资产不够厚，就会成为他们调侃嘲笑的对象，直接称为傻子。如果遇上因为坚持原则而被罢官回乡的人，就会群起表示难以理解。
后世作《六国封相荣归图》
可是，在面对欺压自己的贪官时，这些老百姓的态度就不同了。不仅是仇恨，简直到了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程度。
在明朝做贪官，一定要养一帮寡廉鲜耻、有奶就是娘的死*，再养一匹好马。如果能再搞顶头盔，那就完美了。
离任前，人不动，资产要由爪牙死*们提前秘密转移。等到卸任当天，把印信一交，飞身上马，轻装简从，快速出城。但即便如此之快，还是快不过火一样的消息。附近的老百姓，早已沿路埋伏，群起抛掷土块、破瓦、碎石，一路追砸。贪官则快马加鞭，一路狂奔，冲出重围。
可是，只要出了重围，追上大行李队伍，出了自己治理的地界，那就是风光无比，就是在无数羡慕的眼神中衣锦还乡。
回头再看那些追着砸贪官的老百姓，砸完外地来的贪官，一转身又开始以羡慕的眼神迎接回乡的本籍贪官。到家里还没忘记教训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也给爹考个县长干干。
干什么样的县长？当然不是干两袖清风的县长，更不是干坚持原则被罢官的县长，而是干大箱小箱，狗腿子成行，让乡邻羡慕、敬仰、学习的县长。
这些人一边痛恨贪官，一边又羡慕贪官，乃至制造新的贪官。
这种全民性的文化腐败，造就了难以除根的官场腐败。
腐败的并非物质，而是精神。腐败的并非枝叶，而是根本。
正因为官员要从老百姓中产生，所以一旦老百姓的文化导向出了问题，就是烂了老根，再指望枝叶繁茂，那就是痴心妄想了。
期盼岳飞，培养秦桧
官从民出，*人又何尝不是由民出？
一方面，老百姓希望能有岳家*来保家卫国，抗击外侮。但同时，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兵，也不会以此为荣。甚至当明*通过市镇时，很多家长就会趁机进行现场教育，小声对孩子说：不好好读书，考不到功名，就和这些渣渣一样。
老百姓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时，一方面痛骂那些无能的官*，甚至编了民歌，说：“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可是，另一方面，在评价什么样的将领是成功人士时，他们又认为：
“积金帛，广田宅，奢侈功名，保首领，与时迁移”，这是第一等成功人士，是为上智。纷纷鼓励自家子弟努力学习。
“竭心力，治职事，尽其在我，利钝付人，时运不齐，为国忘家，不能封侯”，只能在历史上落个名声的，则是失败人士，是为下愚。纷纷告诫自家子弟不要学习。
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自己的路线不被执行，还要振作疲倦的精神，坚持职守，知其不可而为之，乃至陷阱在前面也敢跳，刀斧在前面也要冲。这种人，就是大众眼中“愚而又愚者”。
这岂不等于是说，让别人家的孩子去当岳飞、韩世忠，换来自家的孩子当秦桧、张邦昌？
这样的文化是自绝后路的文化。即便出了岳飞，最终也无法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原因并非岳飞能力不够。也不是敌人多么强大。而是最终毁灭他们的就是身边的自己人。而这些人就是最最寻常的中国人，由最常见的中国家长、中国老师教育出的高概率的最常见的中国人。
事情摊到自己身上，立即哭天抢地，痛骂体制，痛骂官员，痛骂一切。
但是，如果事情没有摊到自家身上。那就是哪边利大往哪边站。只恨自己没有贪腐的机会，何尝恨过贪腐本身？
文化自新，从自己开始
我们常常喜欢大谈中国文明如何悠久漫长，却忘了这是一把双刃剑。正因为过于漫长，《论语》还是那本《论语》，但精神已不是那个精神。
什么是先秦的智慧？什么是汉唐的精神？
今天的中国人，忘之久矣！
看看今天的所谓国学家，各种书院。哪个不是拿着宋明之后的格局、措辞、思维说事情。
讲到最后，恰恰是戚继光早就指出的：
“今之所谓豪侠，古之所谓忿戾也。今之所谓仁人，古之所谓姑息也。今之所谓爱人，古之所谓乡愿也。今之所谓才人，古之所谓佞人也。今之所谓明哲，古之所谓偷生也。今之所谓能宦，古之所谓民贼也。”
今天的中国，去先秦汉唐太远，离宋明晚清太近。如果咱们中国人不能痛定思痛，从根本上跳出宋明以来的小格局小传统，就不可能真正发扬光大咱们五千年的大格局和大传统。
如果国学家们还是因为不懂现代而谈古代，因为不通西学所以才谈中学，那就不可能找到经世致用、安邦定国的真理，反而是在自我膨胀中陷入十面埋伏。
还是我一直强调的那个观点，大国崛起先要有大国民。大国民则来自大的文化格局。大的文化格局则来自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愚而又愚者，还有多少朝闻道夕死可也者，还有多少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王鼎杰各从其志，从吾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