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各国陆续发布了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出入境管制措施，口岸卫生检疫便是其中之一。检疫是贸易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近代中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开端。中国的海港检疫发展与海关息息相关。
海关中的特殊群体-医员
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各通商口岸设立了医务处，雇佣海关医员。这些医员不仅负责海关职员、洋人与外籍船员的健康，而且还担负检疫船只和检查港埠卫生状况工作。
他们大都从外部聘请，都是受过西方医学体系训练的医学专家，如厦门关英籍医员万巴德（PatrickManson）对橡皮病、麻风病、班克罗夫特氏丝虫、肺吸虫及曼松氏裂头虫进行了深入谈及。他发现库蚊上海传播橡皮肿等传染病的媒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蚊-疟学说，被称为“热带病之父”。
医院从医，或自己拥有诊所。总税务司署英籍医员德贞（J.Dudgeon）医院；杭州关英籍医员梅腾更（D.D.Main）医院；医院汗乐（E.H.Hume）医院；英籍医员礼呢（T.R.Rennie）既是闽海关医员，医院院长、英国驻福州领馆馆医。
多种身份让这些海关医员跳出了为海关职员提供诊疗服务的狭小天地，也为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国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同时还在通商口岸调查疫情，积累了大量的医学经验和病例报告。
《海关医报》
说到海关医员，就不得不提及近代中国海关创刊的半年一集《海关医报》。《海关医报》的出版是由江海关哲玛森（AlexanderJamieson）博士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议。这在《驻华医报撮要》中记载：
“……有人建议我利用各地海关所处的环境，获取有关外国人和当地中国人中发生疾病资料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我决定将收集到的资料按半年汇集成册出版。该计划的实施达到了期望值，对中英两国，以及公众都将是非常有用的。因此，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贵港海关医员的合作，并依靠医员的协助，在半年报告中描述他们的观察结果……考虑到海关税务司署在东南西北数千英里处设立关卡，气候多样性以及不同情况下生活和卫生所受的特殊条件，我相信在医员的协助下，海关可以按指示为公众利益服务。如前所述，我相信每个港口的医员都会给予支持和协助，以推动和完善这项计划……各口岸税务司可将本通令复制给医员，以我的名义请他提交截止至3月31日和9月30日的半年报告。”[1]
《海关医报》从年至年，共出版了80期，报告内容每期包括总体卫生状况、外国人的死亡率、死因、疾病流行地、疾病类型、遇到的特殊情况和并发症、所需的特殊治疗、疾病与季节的关系、疾病与当地条件变化的关系如排水、疾病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麻风病等的特殊疾病、流行病（是否存在、原因、病程和处置、死亡率）等。报告涉及广州、上海、厦门、天津等沿海、沿江口岸及附近城市。[2]总税务司李度曾撰文说，“启动出版《海关医报》是为了创办一份一流的医学杂志”。
海关医报反映了医员及其所从事职业的最高荣誉。虽由专业人士写就的专业医学报告，但同时也充分展现了19世纪70年代的亚洲文化和生态状况，一直以来学者对《海关医报》中所展示的史料价值都给予高度赞许。
《检疫章程》的诞生
检疫作为近代中国海关的一项特殊职能，始于年的厦门和上海，当时船只和中国移民工人往返于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霍乱肆虐。厦门海关英籍医员万巴德（PatrickManson），在《海关医报》中报告了此事，他写道，“由于印度和英属海峡殖民地霍乱流行，一段时间以来对来自受染港口的船只建立了检疫制度。乘客们在进入内港前都接受了检查。但不幸的是，由于没有霍乱发生的先例，所以实施隔离措施是必要的。”
年，江海关理船厅英籍医员怀特（F.E.Wright）起草了《上海临时海港检疫章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检疫方面的制度。该章程也经由各国领事同意而执行。年经修订，把原章程中的四条增至了八条。
年，闽海关英籍医员万巴德建议在口岸制定检疫章程，随后闽海关与驻厦门各国领事商定了卫生条例，由税务司休士（GeorgeHughes）报告总税务司赫德后同意颁布[3]，具体包括三条规章：一是所有来自新加坡、泰国曼谷和其他被霍乱感染港口的船只，必须在指定地点停锚，并等待海关医员检疫查。二是在海关准许之前，禁止这些船只改变泊位，卸载乘客、行李或任何物品。三是任何违反本条例者，须由各国领事照例惩罚。港口是否受染由海关监督和外国领事共同决定。此后，继上海和厦门外，其他港口也纷纷建立起了各自的检疫章程。
海港检疫虽是由海关实施，但却是外国领事，而不是中国当局对各国船只拥有管辖权。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先驱伍连德对该章程的评价就是“检疫在海关监管之下进行，虽然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各国领事对其本国船只享有司法权……”
道台任命海关医员担任港口卫生官员，但海关医员必须告知理船厅（民国后改称港务长），由理船厅报税务司，并获得外国领事批准。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由于港口的分散性，执法力度不同，且缺乏检疫设施，各国领事也纷纷维护自身利益，中国海港检疫相对软弱。年江海关修订的《上海临时海港检疫章程》中第5条写道，“在任何情况下，医员和领事团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检疫进行灵活把握。”这样一条规则给了外国领事在海港检疫方面把玩的余地。年，当霍乱再次来袭上海时，当时闽海关税务司柏卓安（J.McLeavyBrown）这样评述：
“各国的领事们为了保护其本国船只的利益，拒绝协助执行检疫章程，而海港当局则决意对来自特殊地点的船只强行进行检疫……各国领事为了保护其本国贸易利益，而不惜滥用治外法权，并且漠视可能的瘟疫对当地百姓造成的伤害。”[4]
直到年初，国民*府卫生署派遣伍连德收回检疫主权。当年7月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洋人掌控的海港检疫机构，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海港检疫权控制在洋人手中的局面。
[1]十九世纪后期厦门港埠的疾病与医疗社会-基于《海关医报》的分析，作者佳宏伟
[2]AnepitomeoftheReportsoftheMedicalOfficerstotheChineseImperialMaritimeCustomsService,fromto，CharlesGordon,London:Bailliere,Tindall,Cox,
[3]Thedecadeofthegreatwar:Japanandthewiderworldinthes,page
[4]WuLien-the:PlagueFlight:theautobiographyofamodernChinesephysician,Cambridge:W.Heffersons,,pp
作者：办公室丁晔
图文编辑：马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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