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的文化溯源：从贝币交易到民主友谊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孔子的名言不但国内人人皆知，就是外国人接待中国宾客时，也时常引用这句话，增加了彼此友好的气氛。“朋”这个字何以由双月合成？见惯不怪，似乎少有人提出疑问。笔者看到一篇散文，由“朋”的造字联想到对朋友的感想，文章的大意是，两个月亮合成“朋”字，一个月亮好比一个单独的人，虽然可以照亮自己，但如果有了另一个月亮，即有了朋友，就更光亮了，这就是朋友带来的温暖。作者如果是抒发自己对朋友的体会和感想，这样说未尝不可。若以为“朋”字的结构本来就是由双月合成，则是极大的误解。《汉语大词典》对“朋”字的解释有十四种之多，前面的六种是现今通用的义，如做朋友、结交、结*、朋*、相类、一起等解。后面的几种则现今已很陌生了，如朋通冯、通风、通崩、姓氏等。只有第七种作“古代贝币单位”解，并引《诗经》“既见君子，赐我百朋”(《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为证，这才是“朋”的初义。文字的创造和字义的演变深化，一般都是先具体，后抽象，朋作为贝币是实物，但用来表示友谊，已经抽象化了，所以朋友的义是后起的，贝币的义是原始的。把单个的贝加工穿孔，用绳子穿起来，叫串，两串贝在一起，便叫作朋。附图一是金文中的贝氏徽，画的是一个人肩挑两串贝，是很生动的朋字。单个的贝是象形字，它的演变过程，见附图二。穿在一起的贝称串，附图三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朋，省去了图一中的人，它们和现今楷书的朋，已经大不相同，楷书中的两串贝已变成双月，面目全非，但放在一起，还可以看出它们的潜在联系。古代以五贝穿在一起，称为一“串”(一说十贝为一串，但因地区、时代而异)，两串为一朋。附图一和图三中即是成串的朋贝。贝有真贝仿贝之分，“朋”是真贝，仿贝是用石、铜、玉等材料仿制真贝，是因真贝供应量不足所引起。真贝只产于印度洋、太平洋西北部和我国南海西沙群岛等处，其中又以背部有环纹、外壳光泽、非常美丽的贝壳最有名。贝在动物学分类上属“宝贝属”(Cypraea)，属下有好些种，货币之贝称货贝或钱贝(Cypraeamoa)。钱贝中大多数都是“虎斑宝贝”，学名为C．tigris(指斑纹像虎纹)。西晋人木华，写有一篇著名的《海赋)，内有“岂徒积太颠之宝贝，与随侯之明珠”，引用了纣王拘文王的典故，说周朝的太颠(人名)积聚了很多宝贝，献给纣王，纣王得到宝贝，就释放了文王。这是有关宝贝的最早记载。狭义的宝贝专指钱贝，后世把一切贵重的东西，都称宝贝，那是广义的宝贝。贝币的价值，视其大小而定，我们不知道商周时的贝币如何区分大小，但《汉书·食货志下》按贝的大小，分为五品，第五品太小，不能算贝货，实际是前四品，依次分为大贝、壮贝、幺贝、小贝，它们各有一定的尺寸和折钱的标准，如大贝，长四寸八分以上，值钱二百一十六，小贝，长一寸二分以上，值钱十。这个记载自然是有一定的历史沿袭根据。贝币在货币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贝币以前，没有通用的货币，人们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如牲畜、布帛、粮食、皮毛等物品都曾充当过货币使用，但它们只是等价的以物易物，不能算货币。采用了贝币以后，不同的物品都可以用贝作为交换计算单位，贝才是货币的开始。以贝壳作货币，有许多优点，是其他任何物品所无法取代的，贝壳坚固耐磨，不易破碎，不会风化，既耐久藏，又便于携带，又有大、中、小各种规格，代表不同的价值，兼有流通、贮藏和支付的职能，好比银行的存款，随时可以存人可取出来使用，贝币实在是冶金技术和造纸技术发明以前最理想的货币。考古发掘所见的贝币，出土于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地，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距今约3500年，其中妇好墓的棺内有贝6800余枚。2003年河南报业又有报道，在河南郑州洼刘遗址的商代、西周古墓内出土了11枚距今3000多年的贝币。内8枚贝币的形状较大，如成年人的大拇指；另3枚贝币偏小，如成年人的小拇指。贝币背部均有人工钻磨的圆孔。3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远离印度洋、南洋岛屿，大量的海贝却已经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河流域中部，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海内外业已存在着一定的交通渠道，进行远程贸易和文化交流。如果说“有朋自远方来”，那么，这“朋”就是肩挑海贝的“朋人”(商人)了。以海贝为货币，不是中国所独有，它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即以海贝为货币，亚洲许多地方也使用贝币。欧洲人往西非购买奴隶，即使用贝币。安哥拉的约克公爵群岛(DukeofYorkIs-lands)的托来人(Tolai)使用的贝币，称作“塔布”(Tabu)。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加泽尔半岛人也使用贝币。美洲印第安人也曾使用海贝，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明确的纪年。但是可以推想，这些岛屿上的人，以采集海贝为生，外来人在同他们的交往中，爱上了他们美丽的海贝，拿实物与他们交换，因而促成了海贝作为远程贸易的媒介。中原内地的贝币是通过什么途径输入的？鉴于海贝的原产地都在南洋、印度洋一带，它们必然是循着最近的半岛和最近的陆地传入，所以中国西南是传播路线的首选。云南的少数民族一向有与印度、缅甸居民交换物资的传统，考古发掘到昆明石寨山等遗址出土的大量战国至汉的青铜器，上面有中亚人特征的人物像，还有印度、缅甸出产的玛瑙、玉珠和海贝等。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海路交通，苏门答腊和爪哇是必经之路，这条渠道在春秋战国时已经使用。印度人都经由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和爪哇之南，抵达中国海岸，输入珍珠、玛瑙、海贝等。以上指境外的情况，贝币入境之后又怎样从云南北上进入内地呢？这要牵涉到云南和四川的交通关系。由于云南的“笮”(西南夷的别称)在新石器时代已经种植粟，这粟自然是从*河流域经四川南下而来。这条粟南下的通道也就是海贝(及其他)北上的通道。据童恩正的研究，四川对东南亚的影响约有六项，即粟、崖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遗葬、青铜器及手工制品。他指出四川到云南的交通，早在秦代已修有南北两条官道，南路从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称“僰道”；北路从四川雅安到云南晋宁，称“青衣路”。至于云南到中南半岛，有三条通道，一是西路的缅甸道(《新唐书·地理志》)，二是中路循红河的下航水道，三是东路沿盘龙江(清水河)入越南(《水经志》卷三十七“叶榆河”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