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秋天，一群野象就闯入了广东东莞，开始践踏啃食庄稼。这样的情景在一千年前时常上演。
当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捕杀为祸的野象。但这一次，农民们发现搞不定了，因为野象的数量超乎他们的想象。
地方官员赶紧求助朝廷。这一年是公元年，中原已是大宋的天下，而包括广东东莞一带在内的岭南地区，还在南汉国的统治之下。
南汉朝廷最终出动军队，才击灭了入侵田地、啃食庄稼的象群。尽管史书没有记载象群的数量，但从动用军队的非常规做法来看，野象的数量肯定是很庞大的。
▲大象。图源：摄图网
由于被捕杀的野象太多，尸骨皑皑，朝廷派使者在东莞建了一座“镇象塔”，超度大象的亡魂。
8年后，当大宋开国名将潘美率军攻打南汉时，他发现，南汉的迎战军队中装备了战象。潘美赶紧组织弓箭队，轮番射象，战象惊慌，掉头反奔。南汉大败，随后亡国。
然而，在中华大地五千年人象冲突与利用的关系中，这只是一支小小的插曲而已。
大象中原
在一次狩猎中，商王在太行山南侧，一次就捕获7只野象。这位王随后命人在甲骨上刻下文字，以记载这次辉煌的捕猎成绩。
那时候，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遍布着貘、犀牛、水鹿、亚洲象等各种如今仅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才出现的动物。但对于殷商的子民而言，这些巨兽都不是陌生的动物。
在历史记载中，殷人就以擅长驯服大象闻名。
甲骨文的“爲”（为）字，为会意字，以手牵象，役象以助劳，可引申为“服务”之意。这说明大象是殷人日常驯化、役使的动物。同时，历史学者发现，甲骨文屡有“获象”“来象”的记载，而在殷墟遗址发掘中，又出土了象骨架、象尊和象牙礼器等文物，这些无疑都证明了“殷人服象”的真实性。
▲“爲”字甲骨文。图源：字源网
殷人生活的核心区域，即今天的河南省，古称“豫州”。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豫，象之大者”。当代古文字学家徐中舒进一步指出，“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
种种迹象表明，豫州一地，即如今的河南地区，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曾是大象的栖息和繁衍之地。再往上推，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一带已是犀牛、大象等野生动物的生养之地。
▲犀牛如今已在中国绝迹。图源：摄图网
野象分布的北界之所以能达到黄河中下游殷墟一带，与当时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根据竺可桢等气候学家的测算，距今-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均温度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相当于如今长江流域的气温。由此可知，当年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较今日温暖、湿润。此外，那里还有着尚未被大肆砍伐的森林资源和较为充沛的水源。这些都为大象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一路向南
但当历史进入周朝以后，随着气候变冷，大象在中国开启了南迁的漫长旅程。
大约从公元前年开始，中国气候转入寒冷期。这一次的小冰期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前后延续多年。当时，敏锐的先人们已经发现，原来在河南等中原地带广泛存在的大象、犀牛等动物逐渐退出黄河流域，开始南迁。只是，他们尚不清楚气候变化对大象迁移的影响，而将这一现象赋予政治化的解释——“周公驱象”。
▲大象的背影。图源：摄图网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而《孟子·滕文公下》也说，周公辅佐周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但事实上，像大象这类大型哺乳动物的南迁，仅仅依靠人力是很难做到的，其南迁的背景，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的到来。
恰好在寒冷期来临之际，周人频繁的农耕生活，正在一点点蚕食和破坏大象的栖息地——森林。《诗经·大雅·皇矣》，是一首赞颂周部族开国立业的史诗，保存了周人热衷清理山林的历史记录：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乃眷西顾，此维与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
这首诗的大意是，周族翦商事业奠基者古公亶父（太王）受命于天帝“获得”岐山之后，砍伐山林，清理杂树；灌木簇拥，就修齐剪平；杂草丛生，就剔除干净……天帝巡视后表示，很好，柞树棫树都已经砍干净了。
周人创业的历史，就是中国农耕经济的奠基史。他们勤恳耦耕的一片片土地，原本该是森林、灌木丛和草原等天然植被的领地。
▲中国的田野。图源：摄图网
除了出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毁林开荒，周人为建立王朝事业而兴建的宫殿、城墙和道路等，也都是通过砍伐森林而得到空间与材料。西周时期开始，人类的各种开发和建设活动，大大改变了中原一带的地形地貌、树木水源等生态环境。历史学者伊懋可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敌视森林的情结，人们将清除森林视作创造文明世界的前提。
这场人与动物的栖息地争夺战，一触即发。
大象在寒冷气候降临与人类砍伐森林的双重夹攻下，唯有一路向南，退出黄河流域，迁徙到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猎杀和祥瑞
大象南迁到了长江流域，但终归难逃人类的猎杀。
在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战国时期已有野象的身影。西晋文学家左思写《蜀都赋》，四川盆地犹“孔翠群翔，犀象竞驰”，但王孙贵族与它们的交集却是“拔象齿，戾犀角”。
而长江中下游的楚国，春秋时期，楚人就开始役使大象作战：“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左传·定公四年》）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气候较西周时期有所回暖，一些象群还尝试重新北上。
据《春秋》记载，公元前年、前年、前年等年份，鲁国冬天没有结冰。对比今日中国东部地区河流稳定冻结南界，当时河流结冰南界大概要比现在北移1个纬度。气候转暖为象群北上提供契机。它们偶尔会回到淮河以北生活。但北上的野象不可避免都遇到了同样的致命困境——被当地人捕获或猎杀。
早在殷商时代，先民就以捕杀的形式从大象身上获取珍贵之物。
▲象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可以获利的资源。图源：摄图网
在殷墟遗址的墓葬发掘中，出土了多种象牙制品，可见当时的王公贵族们有多么喜爱这种色泽白嫩的雕刻材料。而大象身上的皮肉，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皮可为甲，或条截为杖，甚坚。”《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载了采集、炮制象皮的全过程。还有张璐的《本经逢原》记载：“象油能去垢涤痰。”可知，象肉、象皮均被当成了“药材”。
不仅如此，就像文章开头所讲，人类驯化大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将大象当作“战争工具”。古籍中关于“象战”的记载，并不罕见。
《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王莽和刘秀在昆阳大战时，王莽曾“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三国典略》也记载了南北朝时期的一场战役，公元年，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奉命担任进攻南梁都城江陵的前军，梁军用刀绑在大象的鼻子上赶着在前面迎战。杨忠下令用箭射象，两只大象回身而走。魏军大败梁军，最终攻陷江陵。
气候的变化，生态的恶化，以及人类的猎杀，使得大象在中国境内一次次向南退却。到了北宋初年，黄河流域一带若出现大象，已经是轰动全国的“祥瑞”了。
▲南京明孝陵神道上的石象。图源：摄图网
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有大象来到了京城（今开封）门外。结果，群臣兴奋不已，纷纷上表向皇帝祝贺，玩起了谐音梗，“以为国家当抚有四海之兆”——太平有象啊。这样的祥瑞，还不止一次。
不过，据历史学家推测，这些庞然的“不速之客”，其实是南方的吴越国或交州（今属越南）进献的。官方却把人为的运输过程省略掉，渲染成大象自己来到了帝都，从而美化皇帝的政绩。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象在北方确实已经绝迹了。
人象冲突白热化
当北宋帝都的君臣将大象的出现当作祥瑞的时候，在岭南地区，人象相搏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岭南地区，自古气候湿热，森林广布，到宋代仍然“山林翳密”，对大象、犀牛等野生动物而言，素来是个好地方。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指出，公元年前后，秦岭、淮河以南一带的野象趋于灭绝，此时，以福建漳州、广东潮州和雷州等地为代表的闽南、岭南地区是野象生存的北界。
岭南地区野象多，人象冲突自然就很激烈。
此时，大象持续冲入农田，破坏农民的庄稼。《宋史》记载：“乾道七年（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阱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这些庞然大物竟然与潮州当地农民“斗智斗勇”，在农民设计了机关导致它们吃不成庄稼后，它们愤怒地进行了“团伙抢劫”，让民众心生恐惧。
▲大象进食。图源：摄图网
南宋大儒朱熹担任漳州知府时，象群蹂躏庄稼，搞得人心惶惶。为此，他专门设立奖金，用于鼓励当地人捕杀野象，“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
在憎恶大象破坏力和觊觎大象价值的合力驱使下，闽粤两地人民掀起了疯狂捕杀野象的浪潮。什么都敢吃的广东人又走在了前面，他们设陷阱、弓矢击毙野象后，取象齿、象蹄，同时割下象鼻，烧烤成一道美味，叫“象鼻炙”，据说口感肥脆，“滋味类小猪”，在当地很受欢迎。
大约在宋元之际，大象在福建地区和岭南东部消失了。
以雷州、廉州和钦州等地为代表的岭南西部则成为了岭南野象最后的栖息地，直到明清小冰期的到来，让它们彻底退缩至云南一隅。
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明清小冰期导致气候转冷。年、年、年等年份的冬天，岭南地区都出现过特大寒天气。比如光绪十八年（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广西玉林陆川县“大雪，平地若敷棉花，檐瓦如挂玻璃；空气刺骨，牛羊冻死无数，为空前未有之奇”。如此情况下，对温度十分敏感的野象渐渐退出了岭南地区。
最后的地盘
现如今，中国野象只生存在滇西南地区，西双版纳是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
云南产象，历史悠久。据《史记》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掠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曰滇越。”这“乘象国”就是如今的云南腾冲以南一带，旧时当地人以野象为乘骑，故得名。
从古至今，云南都是全国气温、湿度较高的地区之一，树林丰富，水流充足，拥有适合大象生存的天然环境。同时，因为地处南边，历朝历代的开发均未深入涉足此地。比起黄河、长江、岭南等地区，云南的人烟并不密集，对原始生态的破坏速度较缓。
大象在这里，没有那么“狼狈”。
▲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图源：摄图网
云南人用象，比其他地区更为熟练和完备。在高超的驯服技术下，人与象之间似乎出现了难得的和谐。明朝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滇人畜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而性尤驯。又有作架于背上，两人对坐宴饮者。遇坊额必膝行而过，上山则跪前足，下山则跪后足，稳不可言。有为贼所动者，窘急，语象以故，象即卷大树于鼻端，迎战而出，贼皆一时奔溃也。”可以看出，大象真是云南人的“好朋友”。
自19世纪起，大象在中国的栖居退却到云南的山林以后，它们便很少再离开这片土地。
但随后，伴随环境的破坏，云南的野象数目也不断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野象已退至边境地区。
直到今年，15头大象的“叛逆北迁”，才让我们对中国的野象有了新的认知。据悉，中国亚洲象种群数量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的多增长至如今的多头。相比亚洲象生存的其他地区，中国野生亚洲象数量不降反升，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在保护野生亚洲象上苦下功夫的结果。
▲北迁象群在睡觉。图源：网络，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数千年来，作为人与自然博弈的一个缩影，人象冲突始终无法找到合理的调解模式，以至于动物与森林灭绝的挽歌时常在历史的天空中回绕。而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和自觉，我们也更有能力和责任去打破人与自然零和游戏的魔咒。
敬畏自然，我们才不会被自然反噬。
从五千年前的中原大地回望，云南野象在这一年的奇幻旅程，或许正是一个变好的隐喻。
参考文献：
[英]伊懋可著，梅雪琴等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年
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年
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修订版），上海教育出版社，年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年第1期
查茂盈：《中国象文化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
李冀：《先秦动物地理问题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