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老猪”记事系列之4︰
在外祖父母家的日子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我外祖父作为原旧*权人员安置到揭阳县财税系统工作之后，外祖父母的家最初在县城中山路中段的“宝锡巷”，后来搬到北门沟仔墘街的古巷内(在原榕城镇北滘小学后面)，到50年代后期才在沟仔墘街中段的北溪宫巷安定下来。我于年10月底出生，在医院呆了8天后，就住在外祖父母家里(位于县城北环城路附近)，到年(我13虚岁，外祖父办妥复职手续，从五华老家回到揭西河婆税务所上班，外祖母也离开揭阳去河婆长住)才离开，历时近12年，许多场景仍恍如昨日。
从揭阳县城韩祠街头往西走，就进入沟仔墘街(属中山街道永革居委地域)，在这条街的中段右拐(方向为向北)，就进入北溪宫巷，走到巷的尽头就是北环城路，该路的外边是榕江北河(整条街只有通过这条巷可以走到河边，巷的尽头还有一个“老爷宫”叫“北溪宫”----那个角落也叫“宫前”，“北溪宫巷”因此得名)，在巷的斜对面，穿过一条有顶盖的小巷就到了河边的“踏度头”(潮汕话，河边台阶的意思)，河水比较干净、无异味，好多附近居民都习惯到这里洗衣服、挑水回家(一般是洗东西用，但有经济较困难的家庭，不舍得买自来水食用，将河水倒进水缸，加点明矾，水中杂质沉淀出来，上面比较清澈的水就可食用了----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在夏天晚上许多小伙子(中老年比较少)还到河里洗澡、游泳、打水仗(水浅的时候)----这在今天也是无法想象的。“踏度头”的左边(西边)是一个“拍石组”(潮汕话，石雕厂的意思)，“拍石组”对面是县酱油厂，县酱油厂的左边(西边)是县橡胶厂，“拍石组”的右边(西边)是县食品公司的屠宰场(俗称“猪屠”)，所以人们戏称这是一个“咸殿(殿，潮汕话，坚硬的意思)臭”集中的地方(酱油厂是咸、臭兼有，石雕厂是“殿”，橡胶厂、“猪屠”当然是臭了)，附近居民就生活在这样充满噪声、空气污浊、漫天“乌鸦仔”(潮汕话，黑压压的一片，在这里指空气中弥漫着燃烧不充分的粉煤灰)的环境中。
在北溪宫巷中段向左(向西)拐，就有一个围子叫“*厝内”，我外祖父母就住在这个围子的第一间-----*厝内5号。至于为什么第一间不是1号而是5号，我也很茫然(也奇怪，那时还不懂得要去看一下别家的门牌)，后来回想起来，很可能是从最里面倒排出来的----因为按照全巷住户(租户)情况，很明显可分成五个单元:首先，在巷的末段有一个小围子(有大门，自成一方小天地)，3住户，都姓*，住房平面布局呈“曲尺”形，进入大门后左边住着“酷叔”一家(酷:潮汕话，指额头饱满)，有子女4人----照炎、瑞娥、照耀(我的小学同学)、瑞芳(我妹的小学同学)；在他们的右边，公厅后面住着贵秋叔一家，我记得有子女2人----女儿(我叫她“秀芝姐”)长得很秀气、聪明伶俐，儿子就不太灵光了；进入大门、穿过天井就是金潘叔一家(也有子女几个，但我外祖父母家与他们家无什么交集，无印象)。其次，紧挨住小围子的是姓谢的一家三代，他们和我外祖父母家一样是公产租户、“外厝人”(外来户)，户主叫“芋卵”(潮汕话，“小芋头”的意思，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名字还是小名)，他的母亲“富姆”(国字脸，身材富态，与当时其他老人不同，故有此称呼)住在对面一间小房子里(和这小房子紧邻的又是一个小小的围子，只有一户，住着母子2人，不知道他们与巷内其他人的关系----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住户或租户)，大房子里住着户主和次子炳如(我后来在县橡胶厂的工友)、女儿炳玉、小儿子炳龙(我的小学同学)，大儿子炳炎在惠阳地区公路局当领导，每年才回来一、二次，每次回来都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厝内”的中段有3房1厅(并排)，住着忠秋、忠波、忠汉3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名字未知)，其中紧挨着谢家的是忠秋一家(原来的城镇小手工业者，有点家底)，有子女4人:奕之、丽芝(女儿)、奕宏(我的小学同学)、奕亮；紧邻大厅里住着他们的父亲；大厅旁边是忠汉一家(做木工，他的妻子是我后来在县鞋厂的工友)；最外面的是忠波一家，在他们3兄弟中，忠波是比较有文化、最有个性的，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又参加过中西医结合学习班，在当时的个体医生中是比较吃香的，但平时基本不见病人上门就诊，总是背着小药箱出诊，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附近能盖上三层小楼的也只有他们一家了。与我外祖父母家相邻的住户情况较复杂，十几年换了三、四茬人:起初是(*)应亮叔一家住在这里，有子女3人:大女儿淑娟(我曾经的小学同学)和妹妹、弟弟，大概在年(我11虚岁时)，他们家因为都没有工作(打零工、挣三餐，那个时代好多家庭是这样的)，就响应*府号召到海南(当时还是广东省的一个行*区)下乡了；他们走后，搬来一户姓陈的租户----邻居都称呼这对夫妇为“新搬叔”、“新搬婶”，这是一个“工艺之家”，户主是工艺厂的师傅(在那个时代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有子女3人:映君(在工艺厂当学徒，后来成了我妻子在揭东电力物流公司的同事)、茂坚(后来也从事工艺行业)、茂辉(我曾经的小学同学，后来成了揭阳版画界代表人物)，大概住了一、二年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应亮叔一家4口回来了(淑娟嫁在海南，没回来)，但是他大嫂一家也从汕头搬来揭阳定居，并将房子隔为二部分:前面是他大嫂一家住着；右边一条窄巷通往后面，才是应亮叔一家住的地方。
最外面一个单元就是我外祖父母的家了:屋外有一棵木瓜树，果实甜中带有微微的苦涩，木瓜树下有一只小黑狗在戏耍，是我的小玩伴，后来我外祖父说无精力养这小东西，将它送给朋友，我很舍不得，还哭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的。
外祖父母的家有20多平方米，用木板分隔成前后二部分，左右各有一个门可通往后面，右后角是小浴室，左后角是小天井，后来紧贴自己的屋前围了一小块地方(约1平方米)安放煤炉做饭，邻居中还有人说“冲”到他们，生了一番口舌。
外祖父母的家前半部分有2次被借用:第一次是年被“四清”(-66年的“清*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工作队借住，当时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我外祖父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工作队的群众基础)，常住人口少(平时只有外祖母和我2人)，出入便利(在围子里的第一间)，所以与我外祖父母商量，借用了几个月。我还记得他们这个工作组三、四人中，有一个圆脸、经常穿“民主蓝”衣服、30多岁的女同志，可能是组长，召集开会、与我外祖母商量事情，都是她出面。第二次是借给邻居办丧事作为临时厨房，到丧事办完“食甜”(丧主答谢参与的亲朋好友，菜肴丰盛，且必上甜品，故名)时，外祖母不想参加，就派我参与(不然丧主会认为驳了他的面子)，那天晚上那一道用瓜丁、糯米饭制作的甜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那叫“合家欢”----不要问我为什么对甜品印象这么深刻，因为我和我外祖父一样“嗜甜如命”，我外祖父一直服用这种“毒品”到94岁去世。我大女儿也遗传了我这种“劣根性”)。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之前，我外祖父母家就来过二位尊贵的客人----我外祖父的母亲、婶婶，二位老人家都严重晕车，不敢乘车，二人都挑着一担东西(家乡土特产和换洗衣服等)，从家乡(五华县双华镇坪寨里村)徒步而来，上百公里的路，二位老人家日行夜宿，走了三、四天才到揭阳。若干年后，我还几次听外祖母对外祖父说:“我昨晚又梦到阿妈从老家来了，她很高兴的样子，对身边人说:我要到揭阳找利松(我外祖父的名字)去了”。我出生前后有一位客人也好多次来过我外祖父母家，他就是我外祖父的老同事(河婆本地人)、我父母亲的“红娘”练宇宙老先生，他的年纪在我外祖父和我父亲之间(我外祖父只比我母亲大17岁，比我父亲大13岁)，个子高挑，相貌俊朗，为人热情，但就是改不了夸夸其谈的臭毛病，我外祖父向外祖母提到这个人时总是戏谑地说“老练(浪)屎”。我外祖父还有一个在汕头远洋轮上工作的老相识，比他小几岁，高个子，秃顶，相貌堂堂，声如洪钟，性格爽朗，每次出海都要几个月，再上岸休整一段时间又出去，周而复始，如果遇到他在汕头，我外祖父又刚好回到揭阳(他一般是到月末凑足4天，回家休息)，就争取来揭阳见面，这位老先生(我们都叫他“老叔”----潮汕话，“叔公”的意思)还有一手“徒手拔牙”的绝活，看到小孩有牙齿松动、要换牙了，就叫他(她)张开口，用手稍为揺动病牙，然后脚一跺，大吼一声“老叔娇(“娇”，潮汕话，“带”的意思)你来去看戏”!病牙应声而落，旋即顺手抛到对面的屋顶去了(民间迷信:病牙抛到高处，新牙才能长得快)，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妙不可言!说来也神了，这样拔牙只流了一点血，用卫生棉咬一会儿就止住了。我弟弟、妹妹也都让他拔过牙，到今天还有印象。到过我外祖父母家的还有一位叫刘延生的客人(听说他父母都是老革命，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故名)，个子不高，胖胖的，在玉湖信用社工作，他来的次数不多。因为那个时代外祖父工资不高(旧*权留用人员，按有经验的办事员定为行*23级----倒数第二级，每月50元，加上1,5元的地区差，那时刚转正的办事员是每月45元，从-年，近30年不变)，只有逢年过节时可以弄得一点肉票(可买几斤牌价猪肉)，舅舅又无工作(当时城镇好多年轻人都没有工作的，国家、地方*府无法安排工作岗位，又不许各人自谋生路，做点小生意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厉打击，年轻人无以为生，社会上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后来*府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原因)，全家3人(我有父母亲给的生活费)，一份工资，二地分居，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到月底外祖母就发愁。我记得从年9月起，我读三年级，会写作文了，帮外祖母写过几封信给外祖父，几乎每封信末尾都要提及家庭开支紧张的问题，有时确实顶不住了，只能硬着头皮找刘延生同志借一点来应急(他比较年轻且未成家，经济相对宽裕)。我还记得和外祖母一起去玉湖找他借钱的情景:乘车到玉湖，在车站附近的一个面摊，祖孙二人都吃了一碗红糖面汤(一碗5分钱)----那碗面汤的味道过后若干年我还回味无穷，然后穿过一道独石桥(桥面宽只有一尺多，如遇二人相向而行，还需缓行相让，桥下的水清清浅浅的，也差不多只有一尺深)，来到刘延生同志的单位，借钱之后，他还招待我们吃午饭，我们不敢再打扰(他们要上班了)，饭后就乘车回家了。
外祖父母为人平易，与邻里基本上都能和睦相处。夏天晚上，如果外祖父刚好回揭阳休息，他就会接受邻居忠波的邀请，参加他们的音乐私伙局，参与者有忠波和他的妻子(唱歌很好听)、另一位个体医生(他的中医诊所出现的名字是*烈锐，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外祖母总是叫他为“顺标”)，还有忠波的另一位朋友(模样很老成，秃顶----我外祖母说他“有点像毛泽东”，经常找忠波喝茶)，加上我外祖父，分工明确。我外祖父拿手的是唱客家山歌(但在场其他人听不懂，也无法伴奏，所以无法展示；但他们唱潮剧时，我外祖父却能够为他们伴奏)、拉二胡、敲扬琴(他的扬琴贴有“”等音乐简谱符号，比较便于操作，我还曾经用他留下的扬琴试着演奏过电影《屈原》的插曲《橘颂》)，我就听过他们演奏的《梁祝》、《二泉映月》、《江河水》等名曲，如泣如诉，如痴如醉，余音绕梁，余韵绵绵。
外祖父唱山歌是一把好手，我还记得他经常哼唱的一首客家山歌:“竹板一打闹洋洋，五句歌板来开腔，唱出东方红太阳，唱得人家变天堂啊。，,，，，26”。他虽然不会唱潮剧(潮曲)，但是喜欢听，他曾经带我去进贤门附近的榕江影剧院看潮剧(具体剧目不记得了)，那是我刚上小学的一个冬天，身上穿得象皮球一样，戏台上的刀光剑影、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吓得我冷汗直冒，演出结束，离开影剧院时，才发现自己的内衣都湿透了(从此之后，提到看潮剧，心中就有阴影)。外祖母则不喜欢看潮剧，但看电影还是喜欢的(那个时代的人家普遍生活困难，要看一场电影不容易，要看戏剧更不容易----票价高，所以都是很稀罕、好久才能开一次“洋荤”的)，有一次她带我去韩柌路的新生电影院看电影，当时在电影上映之前都要先放映一段纪录片(时长十几分钟，主要介绍时事，基本上是黑白片)，那一次的纪录片是介绍南海渔民取得丰收的盛况，印象深刻(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鱼虾。但是放映的正片叫什么却不记得了)。
外祖母总是笑眯眯、唠唠叨叨的，和邻居都谈得来。邻居炳如兄(实际上我应该叫他“舅”的)很热情，总是嘘寒问暖，帮助解决一些生活琐事(后来工厂倒闭，听说他一家搬到他妻子的老家普宁洪阳了，住在“德安里”里面，几年前我和我父亲还到那里找过他，但很遗憾找不到)；忠汉舅有时来帮忙印煤饼和一些木工活，外祖母则尽可能地接济他一点口粮(他干的是体力活，每月定量21.5斤的口粮经常不够吃，后来因为长年积劳成疾，还不到40岁就没了，真可惜)。外祖母和前巷(在我们的围子北边，更接近北环城路的围子)的“乌豆婶”(我应该叫“老婶”----即“叔婆”的)很要好，经常去他们家喝茶，他们家有子女3人:强华、淑华(女儿)、练华(我应该叫他们为“舅”、“姨”的)，其中的强华舅在揭西棉湖药材公司工作。我记得在我5虚岁那年的春节前，我要上去揭西河婆过春节(外祖父在那里同事、朋友多，过年热闹，所以都是在那里过年，我从出生后到年参加工作前，每一个过年都是在河婆过的)，外祖母还有事走不开，就托他先带我上去，但他到灰寨要转乘去棉湖的车，就拜托同车的一个*人乘客在下车后带我去河婆财税所(这在当今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到目的地已是下午5点后，外祖父去县局办事未回，解放*叔叔把我交给外祖父的助手绿英姨(姓曾，五经富人)之后就走了，刚好绿英姨的丈夫来电催她买菜回家，她回了一句“涯唔”(客家话，“我不”的意思。小时候不懂，以为是我的到来造成她无法及时去买菜，使他们闹矛盾了，还很过意不去----后来才知道她是在“撒娇”，也就心中释然了)，带我去食堂打饭后才离开。外祖母与后巷的“十一伯”(我应该叫“老伯”----即“伯公”的，姓*，因右手大拇指外侧增生了一个小指头，邻居给他取了这个外号----当然只能在背后这样叫，大名却没听人家叫过)和他女儿惠銮姨(比我母亲大一点，闺蜜，大嗓门，说话时喜欢眨眼睛)一家关系也不错:“十一伯”喜欢种兰花、画兰花，外祖母就经常将泡茶剩下的茶渣送给他种兰花，他没事也喜欢过来聊天，谈古论今，他有一句“我最佩服共产*的就是他们能收回(各大城市的)租界”，我就听他提了几回；他掌管“水龙站”(当时刚有自来水，还未普及，县自来水公司在县城设立了一些自来水供应点，由当地居委安排一些老人去管理，也给他们一条生活出路)，每天下午4时“水龙站”开门，有时他会将我家的水桶带去，盛满了(我记得当时一般容量的桶，一担水1分钱)，等我放学了就去先挑一担回来(当然不够，只是节省一点时间，倒进水缸后还要继续去排队盛水，还好“水龙站”离我家也只有多米，不远)。惠銮姨和她丈夫陈元伯伯(东径劳改场干警)有时也会过来喝茶，惠銮姨总喜欢说她和我母亲关系多好，实际上我一个小孩子都知道那是以前的事了(50年代我母亲参加工作后，她们一起去读夜校，形影不离；后来我父母因为工作太忙，加上我的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他们过来外祖父母这边的次数不多，与惠銮姨的交往也少了)；有一次陈元伯伯看到我写给外祖父的信中出现“自打你离开以后”的字样(这是我从课本中学来的)，认为不妥:“自打你……”容易产生歧义，也比较“土”，从此我就改为“自从你……”。外祖母与北溪宫巷中段的“红痣婶”的关系也不错，他们家所在围子可通往北门市场，外祖母要买菜之前总是喜欢到她家呆一会(或者买菜后到那里歇脚)，有时我放学后外祖母没在家，我就到“红痣婶”家去找她(我不用进门就知道她在不在----因为她那一口大嗓门的“广味”潮汕话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找不到才去市场找她(市场不大，只有几处摊位，买菜的人也不多)，一下子就找到了。外祖母还与住在北溪宫巷中段谢厝公厅的一个“老婶”(名字我不记得了，她家孩子也是在惠阳公路局工作)也有来往，有空闲就去找她聊一聊(她交往的人家，一般都是家中有人在国家单位工作的，或者为人比较实在的，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我在家排行老大，外祖母总是叫我“大弟”(外祖父则叫我“小建”)，邻居基本上也是这么叫的(还有的叫我“老扁”----因为我小时候睡觉太老实，头部比别的小孩扁)，我在这里也有我自己的“朋友圈”:我3虚岁时(年)，曾经和邻居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在我外祖父母家的前半部分“咚咚咚”地追逐嬉闹，摔伤了右边大腿外侧，因当年生活困难，未能根治，留下了长久的隐患(每次天气变化之前，我的旧伤处总是酸痛难耐，相当于安装了一部“人体气象台”，直到年8月之后因为工作地点临时变动，乘车不便，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1年后大腿旧伤处不痛了，连带鼻炎好了、小肚子也没了)；年(我10虚岁)夏夜，隔壁的淑娟小姐姐(肤色微黑，小巧玲珑，虽然是小学同学，都是属猪的，但比我大了差不多9个月，我没有姐姐，也总是将她当成姐姐看待)总要拉我一同去街头巷尾抓蟑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居然还有白色的蟑螂)，一人带一支手电筒(不然看不见蟑螂，还会掉进水沟里)、一个玻璃瓶，每个晚上都会“满载(瓶)而归”，战利品则用来喂鸡。淑娟与邻里都谈得来，性格很乐观，她那纯净的(现代语言用“天使吻过的”来形容)、银铃般的笑声(这是我当时在课本中学到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我和淑娟出双入对，邻居丽芝姐打趣我们是“安整仔”(潮汕话，“小两口”的意思)，当时我根本不明白其中含义，还反驳说“你和奕之兄(她哥哥)才是‘安整仔!”(相比于其他小孩，我显得很迟才懂事，傻呆呆的:我父母亲很少过来看我，我每天都粘着外祖母，邻居都开玩笑说我是外祖母的小儿子，有一次人家问我“你是谁生下来的？”我说“是外祖母生的”，过后才知道被人家带进坑里了)。我和围子里几个同学(照耀、炳龙、奕宏)关系一般，与前巷的(郑)奕汉(小学同学，个子高挑，白净斯文)关系不错(现在还有联系)，与*厝内斜对面围子(不记得它的名字了)的“巴尼”(也是我的小学同学，邻居很少叫他的名字----日子久了也不记得了，因为长的胖嘟嘟、圆滚滚的，潮汕话叫“圆巴圆尼”，简称“巴尼”)也很谈得来，和后巷惠銮姨的儿子建华(比我高一个年级，年中小学学制改革，他读6年级、我读5年级，同时毕业)、建辉(我的小学同学)也有来往。感到无聊时，偶尔也会去“宫前”看人家“拜老爷”，但实际上是出于小孩子的好奇心，去“拜访”本巷的二位“名人”:“苏联”(一个天然地长着金色头发的中年妇女，象苏联人一样----当时人们不知道西方人长的什么样，只听说苏联人是这个样子，故名)和“芙蓉”(自己15虚岁出嫁，女儿也是这样，所以她30虚岁就当上了外婆。母女都是小个子、胖墩墩，还挺有人缘的)，“任务”完成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那个时候晚上的沟仔墘街只有几盏光线昏*的路灯，转入北溪宫巷就是一片漆黑，有时晚饭后我去别的地方找同学玩(没带手电筒，因为带了感觉怪怪的，怕被人嘲笑)，回来时经过巷头就心中慌慌地，总有一种被人跟踪的感觉，所以就拼命地吹起口哨为自己壮胆(我很笨的，弟弟、妹妹都比我先会吹口哨)，在一阵乱七八糟、毫不着调的口哨声中，我有惊无险地回到家了。
记成于年6月19日(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