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也是人体美重要的载体，承载诸多美感要素，传递和表达人体美感信息。当前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追求健美的愿望及对皮肤美容与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强，培养皮肤医学美容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成为迫切的历史使命。
皮肤美容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远古及春秋战国时期。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记载了“沐”“浴”等字，提示人们有对皮肤清洁的理念和行为，是皮肤美容养护的萌芽时期。战国时期开始，皮肤美容修饰成为普遍的行为，如有“粉黛”的记载，用来涂面和画眉；《山海经》则记载了皮肤美容的相关药物，如“天婴……可以已痤”。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及简书中，记载了西汉以前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概况，其中有黧黑斑（面骊）、疣目（疣）、痤疮（痤）等皮肤病证的美容治疗记录。在一些书中还记录有皮肤美容的具体方法。可见皮肤美容在生活中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皮肤医学美容的技艺也开始萌芽。
秦汉三国时期，随着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皮肤医学美容的理论及应用逐步丰富，关于皮肤美容药物功效的论述的针对性更加明显，皮肤医学美容有了从“术”到“学”的转变。《*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皮肤美容学的整体观，即颜面五官、须发爪甲、躯体四肢都只是人体的一部分，而人又是自然、社会的一部分，所以，要从根本上维护人体的健美，就必须重视人体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性、整体性。这些学说为皮肤美容的内调、内治法及局部外治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神农本草经》中收录了皮肤美容保健和美容治疗的药物共余种，有些专门探讨药物的美容功效，如“蜂子，味甘平……久服令人光泽，好颜色”，白芷“长肌肤润泽，可作面脂”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指出，脏腑、六经病证可引起外在皮肤、面色病变，使容貌受损。如讲到“膈间支饮，其人……面色黧黑”“三阳合病……面垢”等，这些论述使后人在探讨黧黑斑的病因病机时得到启发。
晋隋时期，中医学进一步发展，中医外科学理论体系形成，皮肤医学美容有了专门医家和专篇论述，在医方、药物、技法等方面论述更加充实，学科初见端倪。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在“外发病一卷”中专门载有皲裂疮、浸淫疮、疣目、白癜风、粉刺、酒齄、狐臭等损美性病症的治疗方法，书中第56篇为“治面疱黑发秃身臭方”，是现存最早的皮肤美容专篇。对后人影响较大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遗方》中记载诸如粉刺、黑斑、痱子、热疮等损美性病症的治方。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增加了美容药品，对药物的皮肤美容功效做了补充，如补充蛇床子有“久服好颜色”的功效，对藁本在“长肌肤，悦颜色”基础上补充“可作沐药面脂”等。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涉及皮肤损美病症85条，如“面皰候”“面黑皯候”“酒齄候”等，详细地论述了皮肤病或损美缺陷的症候特征和病因病机，对我国皮肤医学美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成熟，医学界百家争鸣，医学专著大量问世，学科发展极其迅速。皮肤医学美容虽未独立分科，但随着外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兴盛时期。唐代医家孙思邈在美容方药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专辟“面药”和“妇人面药”二篇，收集皮肤美容秘方首，多是治疗面部疾患和美化面容、皮肤、毛发肢体的方剂；如治“面黑不净”的“澡豆洗手面方”，以及“令人面白净”的“悦泽方”“去粉滓”“治面皮粗黑”等，还提供了养生驻颜的其他方法，为皮肤医学美容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宋代对皮肤美容卓有贡献的医书首推王怀隐等人编著的《太平圣惠方》，其第40卷为美容专方，集录了“治面上生疮诸方”“治面皯诸方”“治黑痣诸方”等方剂首；第41卷为须发专方首，还有治疗漆疮、痱子、手足皲裂等其他损美性疾患的专方余首，各种补益驻颜方首，全书共计余首美容方剂。可见宋代的美容药物及方剂较唐代更为丰富。
在宋代，随着国外香料如龙脑、乳香、沉香等的大量输入，美容化妆品的研究有了新发展。南宋时期，杭州的“杭粉”久负盛名，到明末清初已远销日本。其他对皮肤美容有重要意义的医籍还有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有美容药物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介绍了数百种美容药物，仅“面”一篇中就列载种之多；朱棣《普济方》卷四十四至八十六的“身形”篇，卷二二七至二七一的“诸疾”篇辑录大量美容方，可谓集美容保健方剂之大成；清代《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对损美性病症如黧黑斑、雀斑、肺风粉刺等诊断、病因病机、治法、方药进行了论述，对皮肤病美容治疗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可见皮肤医学美容发展之快，美容药方之丰富。清代的皮肤医学美容及保健在宫廷中得到较大发展。民国时期，中医药学受到排挤，皮肤医学美容的学科发展、技术创新、方药研究等严重受阻，而且一直被涵盖于皮肤科或外科学中，未能独立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