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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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军人笔下的中国文化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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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戚继光毫无疑问算得上是第一等*人。

事实上,他不仅仅是第一等*人,而且是一个第一等的思想家。

他对中国文化在两宋之后的病变,有着具体入微的观察,和独到深刻的见解。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默默沉思。

早教课本里的秘密

曾有人困惑地问戚继光,为什么咱们大明国读书人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对此,戚继光说:答案就在书里。去看看书店里卖什么书,再看看书的内容,就知道咱们大明国为什么读书人素质一路下滑了。

以当年最热销的启蒙教材为例,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不要急着去赚钱,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不要急着去搞房地产,因为书中自有*金屋。也不要急着搞女人,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

确实,在大明国,书读好了才能考高分,考高分才能当大官。当大官就可以要啥来啥。就算你不做生意,那些做生意的要给你送千钟粟;就算你不搞房地产,那些忙着搞房地产开发的要给你建*金屋,就算你不去撩妹,那些养妹子的要给你送来最好的货色。

合上书,戚继光悲愤不已。

未成年人“正善恶未定之间”,却从小就“教之以淫、以利、以势”,造成深入骨髓的病痛,把读书彻底功利化。又如何期待这些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忠义之辈?

后来,戚继光走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除了逛书店,搜集气象地理信息外,还有一件必干的事情,那就是去当地的寺庙道观。到了之后,他会非常认真地去看各种题咏、留言、祈愿幡符。经他统计,不同地区的具体表达方式虽有差别,但概率上却有一个惊人的共性,那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内容都是父母为子孙祈福,“子孙为父母祈佑者,百无一二”。

“天下之大,何其慈父母多而孝子孙少也!”

如果再进一步去思考,就会发现,还有更可怕的问题。

如果说是因为父母慈而子孙不孝。那么,试问,那百分之九十为子孙祈福的父母,难道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吗?他们难道没有父母吗?为什么看不到他们对自己父母的关心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官场。

痛恨贪官,又制造贪官

在戚继光爷爷的童年时代,老百姓还能够维持对清官的敬重和对贪官的蔑视。官员自身也大致能够洁身自好。当官员告老还乡回到故里时,都是以资产少为荣。即便是合法收入所得,也不好意思大白天抬着招摇过市,而往往选择夜间回家。

但是,到了戚继光的童年,官员已经开始攀比收入。而比这种攀比更可怕的是,当贪官污吏在大白天抬着大箱小箱回到故乡时,乡邻一边数着箱子的数目,一边交换着羡慕的眼神。私下无不发自内心地感叹:“某某做官回,囊资何其厚也,是何其能也?”如果带回的资产不够厚,就会成为他们调侃嘲笑的对象,直接称为傻子。如果遇上因为坚持原则而被罢官回乡的人,就会群起表示难以理解。

后世作《六国封相荣归图》

可是,在面对欺压自己的贪官时,这些老百姓的态度就不同了。不仅是仇恨,简直到了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程度。

在明朝做贪官,一定要养一帮寡廉鲜耻、有奶就是娘的死*,再养一匹好马。如果能再搞顶头盔,那就完美了。

离任前,人不动,资产要由爪牙死*们提前秘密转移。等到卸任当天,把印信一交,飞身上马,轻装简从,快速出城。但即便如此之快,还是快不过火一样的消息。附近的老百姓,早已沿路埋伏,群起抛掷土块、破瓦、碎石,一路追砸。贪官则快马加鞭,一路狂奔,冲出重围。

可是,只要出了重围,追上大行李队伍,出了自己治理的地界,那就是风光无比,就是在无数羡慕的眼神中衣锦还乡。

回头再看那些追着砸贪官的老百姓,砸完外地来的贪官,一转身又开始以羡慕的眼神迎接回乡的本籍贪官。到家里还没忘记教训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也给爹考个县长干干。

干什么样的县长?当然不是干两袖清风的县长,更不是干坚持原则被罢官的县长,而是干大箱小箱,狗腿子成行,让乡邻羡慕、敬仰、学习的县长。

这些人一边痛恨贪官,一边又羡慕贪官,乃至制造新的贪官。

这种全民性的文化腐败,造就了难以除根的官场腐败。

腐败的并非物质,而是精神。腐败的并非枝叶,而是根本。

正因为官员要从老百姓中产生,所以一旦老百姓的文化导向出了问题,就是烂了老根,再指望枝叶繁茂,那就是痴心妄想了。

期盼岳飞,培养秦桧

官从民出,*人又何尝不是由民出?

一方面,老百姓希望能有岳家*来保家卫国,抗击外侮。但同时,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兵,也不会以此为荣。甚至当明*通过市镇时,很多家长就会趁机进行现场教育,小声对孩子说:不好好读书,考不到功名,就和这些渣渣一样。

老百姓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时,一方面痛骂那些无能的官*,甚至编了民歌,说:“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可是,另一方面,在评价什么样的将领是成功人士时,他们又认为:

“积金帛,广田宅,奢侈功名,保首领,与时迁移”,这是第一等成功人士,是为上智。纷纷鼓励自家子弟努力学习。

“竭心力,治职事,尽其在我,利钝付人,时运不齐,为国忘家,不能封侯”,只能在历史上落个名声的,则是失败人士,是为下愚。纷纷告诫自家子弟不要学习。

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自己的路线不被执行,还要振作疲倦的精神,坚持职守,知其不可而为之,乃至陷阱在前面也敢跳,刀斧在前面也要冲。这种人,就是大众眼中“愚而又愚者”。

这岂不等于是说,让别人家的孩子去当岳飞、韩世忠,换来自家的孩子当秦桧、张邦昌?

这样的文化是自绝后路的文化。即便出了岳飞,最终也无法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原因并非岳飞能力不够。也不是敌人多么强大。而是最终毁灭他们的就是身边的自己人。而这些人就是最最寻常的中国人,由最常见的中国家长、中国老师教育出的高概率的最常见的中国人。

事情摊到自己身上,立即哭天抢地,痛骂体制,痛骂官员,痛骂一切。

但是,如果事情没有摊到自家身上。那就是哪边利大往哪边站。只恨自己没有贪腐的机会,何尝恨过贪腐本身?

文化自新,从自己开始

我们常常喜欢大谈中国文明如何悠久漫长,却忘了这是一把双刃剑。正因为过于漫长,《论语》还是那本《论语》,但精神已不是那个精神。

什么是先秦的智慧?什么是汉唐的精神?

今天的中国人,忘之久矣!

看看今天的所谓国学家,各种书院。哪个不是拿着宋明之后的格局、措辞、思维说事情。

讲到最后,恰恰是戚继光早就指出的:

“今之所谓豪侠,古之所谓忿戾也。今之所谓仁人,古之所谓姑息也。今之所谓爱人,古之所谓乡愿也。今之所谓才人,古之所谓佞人也。今之所谓明哲,古之所谓偷生也。今之所谓能宦,古之所谓民贼也。”

今天的中国,去先秦汉唐太远,离宋明晚清太近。如果咱们中国人不能痛定思痛,从根本上跳出宋明以来的小格局小传统,就不可能真正发扬光大咱们五千年的大格局和大传统。

如果国学家们还是因为不懂现代而谈古代,因为不通西学所以才谈中学,那就不可能找到经世致用、安邦定国的真理,反而是在自我膨胀中陷入十面埋伏。

还是我一直强调的那个观点,大国崛起先要有大国民。大国民则来自大的文化格局。大的文化格局则来自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愚而又愚者,还有多少朝闻道夕死可也者,还有多少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王鼎杰

各从其志,从吾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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