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哥之后的柬埔寨,从吴哥到金边的迁移,柬 [复制链接]

引言

从周达观访问吴哥到16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柬埔寨历史上的记载时最少的。而时间来到19世纪初，柬埔寨人几乎不用地图，也没有19世纪早期当地绘制的地图留存下来。柬埔寨人还以为他们的国家就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附有几个想象出来的城门。

从吴哥到金边的迁移

中国人提供的证据是重要的，正如迈克尔·维克里和奥利弗·沃尔特斯令人信服地指出，十四五世纪柬埔寨地理和行*重心向南转移，可能跟元朝和明朝初期中国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迅速扩张有关。从年到年，有21个朝贡使团被柬埔寨派往中国明朝——似乎比整个吴哥时期还要多——尽管其中一些纯粹是礼仪性的访问，但他们似乎主要是为贸易或安排贸易或许还有请求中国支持反抗泰人的掠夺而来。使团的数量和受到中国的敬重程度，不仅表明这个时期的柬埔寨仍然充满活力和强大，而且表明柬埔寨上层已很少受宗教机构和婆罗门官僚礼仪上的严格约束，他们热切开拓同中国的商业往来。我们无法弄清思想上和行动上如何及为什么发生这种转变，但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这一转变不应该跟“衰落”相联系，用沃尔特斯的话说，“或许是我们变得太乐于把十四五世纪吴哥的衰落看作一场大灾难”。其实，这一时期柬埔寨的统治者，还是有能力同新兴和繁荣的西方邻国阿瑜陀耶争夺资源和贸易的。最近的研究显示，吴哥地区仍然人口密集，一些建筑也是在这些年得以修复。柬埔寨人让中国人相信他们仍然有重要价值，并在17世

纪偶尔能够攻击阿瑜陀耶或在战争中打败泰国。

在柬埔寨重心转移的过程中没有伴随出现预料中的“吴哥式”举动（例如建筑石寺、雕刻碑文以及扩建灌溉工程），因而有些作者经常认为这些地方“衰落”或“崩溃”，或许用“变化”或“转型”更为合适。“衰落”一词一则不能解释柬埔寨的持续强大；二则，这个词暗示，举例来说，阇耶跋摩七世是一位在某些方面比周达观所观察到的那位上座部佛教君主更加真实的柬埔寨国王。某些作者把王室放弃吴哥城——这一历史事件可能在16世纪60年代之前不曾发生——同国家中枢的失败和人口的严重流失联系起来。这一观点认为，这些损失使得维持吴哥的灌溉体系成为不可能，而成为死水的水源又滋生蚊子传播疟疾，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人口进一步减少。仍然有其他人认为上座部佛教在振兴阿瑜陀耶和缅甸蒲甘*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却破坏了吴哥的凝聚力；他们把柬埔寨的战败归咎于这一新宗教的“和平”天性，而无法解释柬埔寨人的胜利，也不能解释泰国人的胜利，他们也持相同的信仰。

证据表明，在完全放弃吴哥之前，柬埔寨正进入阿什利·汤姆森称之为的中期阶段。吴哥的制度——碑铭、石寺、以印度教为指导的王室家族以及大规模水利灌溉，且说这4种传统——似乎在柬埔寨上层和广大群众改信上座部佛教后不久就停止、消失，或者改头换面，此事可能发生在阇耶跋摩七世死后不久。如果认为这些社会变化只是或主要源于新宗教的思想内容，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很可能的是，这些变化同西边上座部佛教王国阿瑜陀耶的崛起以及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的暹罗同柬埔寨朝廷之间的纠纷有关。人口、思想、典籍和制度都从吴哥向阿瑜陀耶西移，在那里经过改造，然后重新输入到柬埔寨，一直延存到18世纪以后真正衰落。移民中有战俘，包括整个家族成员，在泰人接连入侵吴哥后被掳到西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入侵可能发生在年。与此同时，其他人和制度机构也向南面迁移至金边邻近地区，此后六百年金边一直是柬埔寨首都。

金边之所以适宜作为柬埔寨都城，主要是因为它位于湄公河和洞里萨湖的汇合处。在此位置上建立起的要塞城市——“四面”城——能够控制从老挝来的河上贸易，也能控制从洞里萨湖来的陶器、干鱼、鱼酱贸易，更不用说主要原产自中国的货物经仍有大量高棉人居住的湄公河三角洲运到柬埔寨。一旦做出成为贸易王国的选择——很难说出这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和为何发生的——定都金边具有经济意义。

迁都也可能象征着地区利益和某一霸主利益的暂时胜利，后来又被合法化和长期化，它是以逗留在吴哥附近的居民的利益为代价，或者是从西面湄南河盆地积聚力量。这些柬埔寨东南部的上层人士——他们代表的是地区首领及其追随者的利益，而不是单个或整体稻农的利益——他们的考虑可能是利用远离阿瑜陀耶的优势以便于同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也可能依靠长期以来盘踞这个地区的领主的支持，这里是扶南的心脏地带，而在吴哥的文书里可能是经常被忽略了的一个地方。

然而这些都是推测。似乎更能确定的是一则关于金边建立的神话（说一位老妇人发现一尊佛像奇迹般地顺流而下）是在金边建立之后编造的。现代高棉语中保留着对金边的另一称呼Chatomuk（“四面”城），名字中暗示它的位置在两河交叉处，这是对巴戎寺图像有趣的呼应。

那些精于贸易的外国人在这个新城市里发挥着什么作用，我们很难评价，但有影响的人物当中可能包括来自占婆和印尼群岛的说马来语的人，他们给柬埔寨语言留下了诸如“磅”（意为“登陆地”）和“菩萨”（意为“市场”）这样的词汇，还有若干官职名称和行*术语。马来人的遗产影响远比这深远，需要进一步探索，因为17世纪欧洲人对处在河流两岸的柬埔寨及其*治组织方式的描述，与对同时代及以后的处于河流两岸的马来亚的描述十分相似。此时活跃于金边的其余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他们早在13世纪就在吴哥从事贸易；在16世纪40年代，有中国人在金边。似乎很可能，中国和马来商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同柬埔寨上层社会通婚，正如他们此后继续做的那样，加强了国王及其近臣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吴哥时期建立在沉重赋税、强制劳役和祭祀种姓优越地位之上的社会组织、官僚机构和经济上的优先考虑，似乎到15世纪后期，变得不再强大或相关。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处理问题的模式和一定程度上基于对外贸易的新的优先考虑内容，变得可行并有吸引力。

我们已经点出这一时期柬埔寨经历变化的一些原因。另一个导致变化的因素或许可以称为效仿，它既影响到金边（以及附近的其他都城），也影响阿瑜陀耶。这些都是新建的贸易王国，它们尊重吴哥的观念，但可能也有些警惕。到15世纪初，阿瑜陀耶和这些柬埔寨城市从彼此身上、而不是从昔日婆罗门那里寻找榜样。况且，直到16世纪末，金边（或者罗斛或者乌东）和阿瑜陀耶都认为他们不是分立的*治实体，而是一种混合文化的一员。这种混合文化包括源于吴哥的印度教王权元素和可能源于孟族建立的陀罗钵地王国（信奉上座部佛教有近一千年的历史）的上座部佛教君主制，以及包括源于泰人先民和中国南部山地部族的村落家长式领导遗风。在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两个王国可能都把高棉语作为官方语言。在两个社会里，佛教僧伽或僧院教规至少可以影响到较低层的普通人民那里。通过战争、移民、共同宗教信仰进行交流接触，新建立的泰人和高棉人王国互相融合，并且从各自祖先开始向不同方向发展。

这种交汇融合很少是和平进行的。两个王国都根据控制的人力而不是领土或资源来评估*治实力，都把这种实力（和纳贡支出）视为国王功绩和威严的证据。泰人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高棉背叛者和战俘向高棉人学习，反之亦然。14世纪至15世纪之间，柬埔寨人和泰人之间频繁爆发战争，基本是在湄公河西边开战。经过*队的反复入侵和撤退，这个地区饱受战争蹂躏。侵略通常发生在被侵略地区变弱的时候。例如，在16世纪70年代，一支缅甸*队洗劫阿瑜陀耶后，一些柬埔寨远征*也发起对暹罗的进攻。人侵路线沿洞里萨湖边缘进行，很可能就是这一情况造成耶输陀罗补罗不再适合大量平民居住。

社会与经济

19世纪初，柬埔寨人没有地图也没有对*治地理的认知，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就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

有关这个时期柬埔寨人口的规模和构成的资料几乎没有留存下来。19世纪30年代在越南人的宗主统治下，曾经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但是越南人认为这一数字不实而没有保留。19世纪60年代法国行*当局从粗略的税收清册中估算柬埔寨人口略少于万。因此，19世纪40年代在柬埔寨人想象的门里的区域内，大约生活着75万人口，但也可能更少些，因为有关因饥荒、逃亡和敌*入侵造成各个地区人口减少的记载充斥着史料。

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乡村。最大的城镇金边，人口也从未超过2.5万。19世纪50年代末期，王都乌东及其周围农村有人口1万左右。由泰人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重建的马德望市是一个说高棉语的城市,年有居民。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柬埔寨人口比较稠密的部分是位于金边南部和东部的地区，如巴普农和巴迪,以及川龙南边沿湄公河的北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富庶的省份通常不在泰国和越南所选择的入侵和撤退路线上。

柬埔寨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高棉族，他们从事种稻、僧侣或当官。少数族群从事工商业。例如销售、园艺和对外贸易掌握在华人或华裔手里。牲畜贸易、编织和商业捕鱼，由少数穆斯林控制，他们部分是来自马来群岛的移民——在高棉语中称为chvea（即爪哇人）——而大部分是来自占婆即占国的移民。柬埔寨北部的库依人开采当地的小铁矿炼铁（至少从吴哥时期他们就这样做了）。都城有少数葡萄牙居民后裔，其祖辈在16-17世纪来到柬埔寨，担任国王的翻译和负责国王的*火。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柬埔寨很少有越南居民，实际上，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似乎在法国来到之前柬埔寨境内的这些少数族群所占比例较小。在法国殖民时期，中国和越南居民数量大幅增加。

在柬埔寨人想象的几个门附近，桔井、菩萨和磅斯威这几个省份人口稀少，那里有诸如普尔、斯丁和桑雷这样的少数部落居住在孤立的村落里，靠采集森林产品为生，这些产品构成国王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柬埔寨海外出口的大宗商品。

以此时东南亚其余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柬埔寨是贫穷的。跟缅甸、老挝不同，柬埔寨地下的宝石和贵金属资源很少。跟暹罗也不同，柬埔寨的加工业、贸易和商业都未发展起来，所需的制成品如*铜器皿、瓷器和火器都是从国外进口。跟越南也不同，柬埔寨的交通很差，国内市场欠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很少，百姓储蓄很低，钱都掌握在宫廷和少数族群手中。农村中的贸易都是以货易货，跟吴哥时期没有变化，大部分都是妇女从事。柬埔寨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大多数人的主要时间用来种植水稻，男男女女并排耕种。土地经营规模很小（即便是高官也很少拥有超过几公顷的土地），产量很低，便于增加产量的灌溉工程稀缺。

按年记载的越南明命皇帝的话说，柬埔寨是真正“未开化”的国家，因为“人民不知道种植粮食的适当方法。他们用锄头锄地，而不用牛犁地。他们只种植供一犬两餐量的稻米，而不知道如何储存大米以备急需”。乡村通常有一个公用的池塘，用来灌溉稻子，至少从真腊时期以来就已经这样做，而代表吴哥文明特征的水坝和水渠已经不再存在。部分原因是现在需要养活的人口不多，还有部分原因是国家机制的控制力非常弱。农民缺乏积极性和技术来丰富水稻种植或销售余粮或增加土地。各省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19世纪30年代之前可说是没有道路，盗贼、侵略*和地方官吏的随从，抢走他们所能发现的所有余粮。

由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南越当局切断了金边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作为有很大潜力的重要转口港不能发挥作用，因此限制了柬埔寨的对外贸易。实际上，从年以后，到金边旅游访问需要得到越南人的许可。像贡布这样的从事沿海和半岛贸易的暹罗湾港口，在经济上同越南和泰国的联系比对柬埔寨本身还要密切。

每年会有一些船到柬埔寨中部贸易。现在还保留着大约年时分别发往中国和日本的船货清单。这些货物都是些数量较少的几种不同产品——例如，在输往日本的货品中有磅象牙和磅胡椒,在输往中国的货品中包括小豆蔻、兽皮、龟甲以及香木。19世纪20年代出口到越南——跟越南之间的贸易一部分属于朝贡物品——的货物包括象牙、树胶、小豆蔻、干鱼和象皮。

以上说到的都是传统的出口货物。这些货物清单同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流传下来的货物清单很相似，特别是关于同日本之间的舢板船贸易，而据中国史料记载，其至从吴哥时期就是交易这样的货物。外部贸易，包括我们将要看到的朝贡在内，是国王财*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对金边的华人群体和有特权的国王近臣可能也很重要。但对国家的其他人来说则意义不大。

大多数柬埔寨人住在村庄。至少在19世纪早期，这些村庄可分成三类。第一类称为“磅”,马来语意为“登陆的地方”通常是地名的组成部分，如磅斯威和磅逊。这样的村庄位于通航河流的岸边,有数百人口。他们通常包括一个太守及其助手；“磅”通常以栅栏环绕。一些居民可能是中国人或中国一高棉混血人、马来人和占人，不过少数族群倾向于聚居在各自的一块小村落，它们成为“磅”的组成部分。“磅”通过同一条河流同其他“磅”联系，同它周围的稻作村落联系，并且间接地同首都和朝廷联系。通过贸易、旅游、道听途说和外国入侵，“磅”的居民知道了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消息。

第二类是围绕着“磅”的种稻的村落，呈不规则的弧形。稻作村落比“磅”要小要穷，数量很多，很可能全都是高棉族人。房子环绕分散着，没有规则，经常是在佛寺附近，也会在供给村庄用水的水池或河流附近。稻作乡村通过多渠道同“磅”和远方世界联系——通过前来征兵和征谷的官员；通过寺院，寺院鼓励僧侣在旱季时出门云游;通过新年和其他节日举办的节庆活动；通过同“磅”的贸易，用稻米和森林产品交换金属、布和盐。

稻作村落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们缺乏防御的手段。和越南的稻作村落不同，这里没有制度性的祖先崇拜把居民长期固定在此地而不能到别处。编年史中有很多关于危机时期村民跑进森林的记载。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受农业季节变换和各种庆典——佛教、各种神灵崇拜、印度教残余——所支配，这些仪式标志着稻作周期中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罗摩传》第5章记载的“野蜚”与“文明”的对立，在19世纪文学中继续存在。在柬埔寨中北部巴雷寺发现的一部编年史诗中，重复涉及这一主题，同时按时间顺序记述了19世纪的历史事件。史诗叙述了在越南占领和内战的动荡时期中，一位被抓捕的官僚家族的命运。他们被赶进森林，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只有当男性家族成员先由泰国国王、随后由柬埔寨国王授予新的头衔时才可以恢复。这部史诗是为庆贺年巴雷寺修复而写的，大多数读者认为其中所记载的事件大部分是真实的。其中人物的命运模式赋予了这部史诗的文学价值，这种模式正是《罗摩传》以及佛教思想所制定的。随着国王的复位，他们也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有过错，考虑到当时是在森林避难,又失去官衔，且不良行为无法追究，也有情可原。

类似的，在19世纪初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辛酸的柬埔寨民间故事，3个女孩被母亲抛弃后变成了3只野鸟，它们快乐地在森林和田野之间飞行，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在这种地方最频繁见到这种鸟群的原因。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对19世纪的柬埔寨人来说是非常不易的——取决于外国人和领主们是否有善良意愿，取决于降水的多少，取决于在热带雨林气候中是否保持健康——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和观众把“文明”或者森林之外的艺术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第三类村庄隐藏在“旷野”之中，这个时期柬埔寨大多数村庄都是这样的村庄。这里的居民不识字并且通常也不是佛教徒；他们讲的语言同高棉语有关系，但他们并不忠于“磅”或者王都，除非出于被迫。村庄经常遭袭击，村民被掠为奴隶，这些村庄在经济上很重要，因为村民能够开采森林资源，这些在首都和国外非常珍贵。然而，他们*治上忠于旷野里说同样方言和举行相似宗教仪式的其他村庄。

结语

从周达观访问吴哥到16世纪五六十奶奶带这期间的几个世纪见证了柬埔寨在经济、对外关系、语言，可能还有社会结构、价值和行为方面重要的永久性变化。法国人于年确立对柬埔寨的保护体制，在他们到来之前的大约半个世纪里，柬埔寨人关于*治地理的认知中并没有地图上用线条圈起的国家这个概念。无论是16世纪还是19世纪的柬埔寨，其发展都是落后的。